隨遷子女在京遭上學難 多數(shù)孩子獨自返鄉(xiāng)讀書
添加時間：2015-12-20 瀏覽次數(shù)：
上篇：出北京記
幾乎是春節(jié)后直至8月，北京朝陽、通州兩個人口稠密區(qū)見證了一群家長近乎徒勞的輾轉。開學之后，各個教育系統(tǒng)機關入口處的人潮才逐漸散去，6月的朝陽區(qū)教育委員會，一天的新生入學申請受理數(shù)一度排到300號。
這些不具有北京戶籍的家長或多或少擱下了工作，用近乎半年的時間成本，想要獲取他們出生成長在北京的孩子在這里接受義務教育的資格。
事件起因于2014年春天開始的遞交小學入學申請的環(huán)節(jié)，各區(qū)縣的“外地”學童就學政策發(fā)生變動，在以往的“五證”上添上了更多細節(jié)。豐臺區(qū)要求父母一方在豐臺務工，昌平區(qū)則規(guī)定暫住證辦理日期必須在去年之前。反應最為強烈的朝陽、通州區(qū)還對父母雙方的社保繳納方式提出了更具體的要求，如通州區(qū)明文規(guī)定需“在我區(qū)”工作并繳納社保，部分朝陽區(qū)家長提到，審核申請材料時對社保也有所要求。
大批隨遷子女們隨即被攔在公立學校的校門之外。由于小兒子未取得一紙就讀證明，8月20日，身心俱疲的沈虹(化名)帶著一雙兒女回到了老家河北滄州獻縣。她換掉了北京的手機號碼，并著手裝修一間閑置了十多年、有些泛潮的屋子。
沈虹的丈夫平日忙于運送機器、展柜，常常夜里發(fā)貨，凌晨才回到家中，有時去山東濟南，一跑就是好幾天。為了保住丈夫每月七八千元的收入，這個家庭決定分離。
沈虹的遭遇不是惟一。根據(jù)財新記者獲得的數(shù)據(jù)，截至5月27日，學齡人口信息采集截止前夕，參加信息采集、獲得小學入學資格的非京籍兒童僅有5.8274萬人，較上年減少了1.6萬多人。更有一些常住的“外地”家庭在“中考”等環(huán)節(jié)碰壁。
2001年，國務院第一次明確解決流動人口適齡兒童義務教育問題的“兩為主”原則，即“以流入地政府為主，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在此頂層設計之下，集中了全國優(yōu)質資源的北京也面臨著嚴酷的現(xiàn)實條件，人口數(shù)量增長過快，中心城區(qū)功能疏解緩慢，大氣污染、垃圾污水治理任務艱巨�？沙掷m(xù)發(fā)展帶來的挑戰(zhàn)，造就了人口調控命題的重要地位。
一時間，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憧憬成疑。持續(xù)了近半年的拉鋸終至尾聲，對堅持討要說法的非京籍家長而言，好消息并未到來。疑惑、焦慮、無助和憤懣從城市的一角蔓延開去。
政策門檻調整
每年的4月和5月之交是“幼升小”家庭遞交小學入學申請材料的時間。在此之前，多數(shù)京籍家長們并未過多擔心孩子的入學問題。
他們大多備齊了此前入學手續(xù)所要求的“五證”，即在京務工就業(yè)證明、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全家戶口簿、在京暫住證及戶籍所在地開具的無人監(jiān)護條件證明。這也是4月18日出臺的《北京市教育委員會關于2014年義務教育階段入學工作的意見》中明確開出的條件。
只有在遞交材料，并獲得區(qū)街道辦事處或鄉(xiāng)鎮(zhèn)人民政府開具的在京就讀證明之后，孩子才能得以入學。
與此同時，《意見》在提到“五證”之后保留了“等相關材料”的說法，為各區(qū)縣出臺細則、解釋提供了空間。
1月3日，沈虹就曾收到過朝陽區(qū)小紅門鄉(xiāng)下發(fā)的一份清單。她所詫異的是，除歷年需要的“五證”，清單中還包含父母雙方連續(xù)三個月以上的社保等。平時幫人換煤氣、送資料、繳費的她沒有單位，丈夫駕駛自己的車跑運輸，僅和有業(yè)務來往的公司簽訂合同，說明勞務關系，兩人沒有能為其繳納社保的單位。所幸，10天之后，她收到了此規(guī)定作廢的短信，便不再掛記。
“以往每年都是鄉(xiāng)里直接下發(fā)借讀證，但今年還要把材料交到區(qū)里審。”4月30日是小紅門鄉(xiāng)上交材料的第一天，沈虹拿著“五證”前往鄉(xiāng)政府，卻因沒有社保證明被打了回來。5月6日下午，她托人打聽到教委不再要求社保，隔一天又交上了材料。
她暗自高興，也疑竇叢生。鄉(xiāng)政府關于是否需要社保的說辭，在接下來的數(shù)天內變動了三四次。“我們根本追不上�！�25日，她得知審批未過，攔路的正是社保。
家長們困惑的是，5月出臺的《朝陽區(qū)教育委員會關于2014年小學入學工作的意見》及其他區(qū)縣的政策中幾乎都對“五證”予以了確認，且未新增對其他材料憑證的要求。實際情況卻是，政策在落實過程中依賴口頭傳播，始終沒有清晰的文件，且層層加碼。
財新記者了解到，就朝陽和通州兩區(qū)引起強烈反應的社保一項，不僅由于其陡然增設，此外還要求父母在居住區(qū)縣繳納，在規(guī)定期限內不能存在中斷。鑒于此，財新記者接觸的兩名朝陽區(qū)家長由于工作地分別在東城區(qū)和豐臺區(qū)，其孩子均無緣公辦小學。
住在朝陽區(qū)高碑店鄉(xiāng)的河北人王蓓(化名)近幾年也當起了小時工。她丈夫的單位此前稱可以為其繳納社保，但不提供證明，兩人擔心錢白白流走，因此均未繳納。
從鄉(xiāng)里得知需要三個月的本區(qū)社保證明后，5月18日，她找到中介公司，將夫妻兩人的單位和社保掛靠過去，以每人每月1500元左右的價格補交。次日，她揣著“五證”、繳費發(fā)票再度前往鄉(xiāng)政府。6月中旬，王蓓從朝陽區(qū)教委處得到口頭回復，必須具有5月25日前連續(xù)六個月的社保證明，此刻為時已晚。
5月14日遞交材料后，崔巖(化名)多次查詢辦理進度未果。6月16日，她在崔各莊鄉(xiāng)政府見到了結果反饋單。她翻閱了一摞單據(jù)，發(fā)現(xiàn)除去孩子的姓名和編碼，內容幾乎一致。“全是被社�？ㄏ聛淼�。”
經年的拉鋸戰(zhàn)
家長們的不解有其依據(jù)。早在2001年，國務院出臺了《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fā)展的決定》，第一次明確解決流動人口適齡兒童義務教育問題的“兩為主”原則，即“以流入地政府為主，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
同年，為落實上述決定，北京要求“保證在京合法居住的流動人口的子女接受九年義務教育”，其主要方式是“安排在公辦中小學借讀，利用富余校舍及師資條件開辦專門學�！�，對接收條件并未有明確要求。
2004年，北京又出臺規(guī)定，免除了借讀費，并要求區(qū)縣政府主導此工作，“按學校實際在校學生人數(shù)和定額標準劃撥生均經費”。家長們口中的“五證”在此時初具雛形，之后屢被提及。今年6月底，面對今年備受關注的隨遷子女入學難問題，北京市教委公開稱，“五證”審核是基于“在教育資源相對緊張的前提下，結合首都功能定位和經濟、資源特點”提出的。
實際上，即便沒有附加條件，“五證”的辦理也顯得瑣碎。已在北京工作十多年的崔各莊鄉(xiāng)家長楊先生為了準備“五證”，曾回到老家蓋章、費盡周折。然而，他的社保繳納地在豐臺，妻子則在家照顧孩子，未繳納社保。不滿足朝陽區(qū)規(guī)定的他不得已將孩子送往了私立學校。
隨遷子女們的選擇空間并不寬裕。大門半開的公辦小學之外，自發(fā)建立、入學時不需嚴格審核的打工子弟學校也逐年減少。
打工子弟學校設立的依據(jù)來自于1998年國家教委、公安部下發(fā)的《流動兒童少年就學暫行辦法》，其中允許公民個人舉辦專門招收流動兒童少年的學�；蚝喴讓W校，簡易學校的設立條件可酌情放寬。公立學校對隨遷子女開放的初期，地方政府仍然允許學校收取借讀費和相應的雜費，高額費用將他們推向了打工子弟學校。
直到2009年，北京市才出臺文件，免除了公辦學校中隨遷子女的雜費，并將民辦學校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納入免除學雜費的范圍。此時，北京市打工子弟小學的數(shù)量和學生人數(shù)已頗具規(guī)模。北京市教科院副研究員衛(wèi)宏曾對財新記者透露，其中沒能獲得審批的學校占50%以上。
也因此，對打工子弟學校的拆遷、關停，公眾早已不陌生。它們地位尷尬，無法整改達標通過辦學審批程序，但因公辦學校的入學門檻依然較高，大量打工子弟難免無學可上，按照當時“分流一批、規(guī)范一批、取締一批”的原則，又經過幾年的“取締”和“規(guī)范”，至今仍有一些學校幸存。
政策再次發(fā)生變動是在2013年9月5日，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在擬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中，對“違反國家有關規(guī)定，擅自舉辦民辦學�！钡奶幜P措施作了大幅度的改動。處罰措施由原條文中的“責令限期改正”改為“取締”“罰款”，若涉及違反治安管理行為或構成犯罪的，也要依法追究相關責任。因父母的境況而游離于公立學校之外的隨遷子女，去向多數(shù)晦暗不明。
城市“重負”何來
在四處奔波、反映孩子就學難題的日子里，一種口頭解釋在家長間流傳：嚴苛的政策條件是響應中央關于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guī)模的具體措施之一。
北京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1990年至2010年，外來人口增加了650.9萬人，增長了12.1倍，占常住人口增量的74.3%，大多聚集在城鄉(xiāng)接合部地區(qū)。
人口膨脹同樣體現(xiàn)在入學人數(shù)上。官方數(shù)據(jù)顯示，2003年以來的10年間，北京小學生入學數(shù)量從8.26萬起跳，翻了1倍多，平均每所小學每年入學人數(shù)從50人增長到151人。在去年的招生中，非京籍占比超過了45%。
與此有關，2014年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中也鮮明地提出，要加強人口規(guī)模調控。其中包含兩方面，常住人口增速下降，以及流動人口總量控制。今年1月，朝陽區(qū)區(qū)長吳桂英在接受媒體專訪的時候也指出，堅持“以拆減人”“以房管人”。
一些急于讓孩子們辦好入學手續(xù)的家長們在四處碰壁后才警覺，自己的家庭或許正在成為新一輪被清退的對象。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楊東平認為，北京部分區(qū)縣抬高教育門檻的動作，是對外來人口嚴格管控的整體性反彈，出于北京人口控制的大氣候。
事實上，此輪清退外來人口，不僅限于北京，其他某些大城市有關政策施行得也讓人感覺嚴厲而強硬。
楊東平也提到，這次政策波及的很多家庭，其實并不屬于政府想要“清除”的“低端勞動力”，其中不乏畢業(yè)后留京工作多年、穩(wěn)定繳納社保、甚至在京置業(yè)的白領。即便是要最終疏散所謂的“低端人口”，他們所在的工作單位明年可能被遷出北京，例如一些勞動密集型的交易市場，今年也還是應該讓他們的孩子在京讀書。
人口問題專家黃文政、梁建章則撰文指出，不是孩子太多，而是規(guī)劃和教育部門“缺乏預見”的行為，導致北京學校容量嚴重不足，“無法給增加的孩子提供最基本的義務教育”。
實際上，在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下，北京本地戶籍小學生源逐年下滑。黃文政、梁建章認為，由于學齡人數(shù)減少，北京曾大量裁并學校，使小學數(shù)量呈下降趨勢，從2003年的1652所降至2012年的1081所，直到2013年才有所回升。
這一安排，顯然和近幾年非京戶籍常住人口的快速增加所帶來的教育需求擴張逆行。
教育部教育發(fā)展研究中心基礎教育研究室主任汪明對財新記者表示，義務教育規(guī)劃布局“缺乏前瞻性”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雖然調整將會是一個持續(xù)的過程，但如何避免“大起大落”、大規(guī)模撤并或者新建學校，無疑對科學預測教育需求提出了更高要求。
汪明認為，在新型城鎮(zhèn)化背景下，像北京這樣的特大城市，需要對戶籍人口和非戶籍人口兩方面需求統(tǒng)籌考慮。
曲折返鄉(xiāng)路
有分析認為，雖然“兩為主”原則對流入地政府提出了教育經費投入和管理上的要求，卻未對各層級政府的教育財政支持加以明確。隨遷子女遭遇入學難的重要原因，在于流入地政府面臨較大的教育經費壓力。
雖然《義務教育法》規(guī)定，義務教育經費投入實行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根據(jù)職責共同負擔，但目前，針對隨遷子女教育經費，中央財政采取的主要是“以獎代補”方式，對接收隨遷子女較多、條件薄弱的城市公辦學校提供經費支持，補貼力度有限。
根據(jù)財政部數(shù)據(jù)，2008年-2012年中央財政共安排進城務工農民工隨遷子女獎勵性補助資金158.3億元，其中，2012年補貼共50.3億元。然而，隨遷子女教育經費對于地方財政仍有很大壓力，北京市教委就曾表示，“十一五”以來，每年為隨遷子女教育投入經費超過10億元。
不僅是北京這樣的特大城市，浙江省瑞安市在解決隨遷子女入學時，財政壓力也十分明顯。財新記者此前報道，2003年起瑞安市便力推農民工子女享受教育同城待遇，政策執(zhí)行以來，每年來瑞安讀書的學生人數(shù)，都以4000人-5000人的速度增加，財政負擔也在不斷加大。
瑞安市教育局一直希望全國能夠建立“教育券”一類的制度，讓中央的轉移支付“跟著孩子走”�！耙环矫娑沤^流出地吃空餉的現(xiàn)象，同時又能分擔流入地的壓力，提高流入地的接收積極性�！钡壳�，“教育券”實施仍在探索和試點階段，教育部則認為，“尚不具備在較大范圍內推廣的條件”。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中國各地的教育投入應當建立起類似美國房產稅的制度，強化學區(qū)自治概念，而對于流動學童的入學，目前還應加大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力度�！敖逃枪伯a品，政府應該承擔責任”，針對中國的流動兒童教育問題，長期關注中國教育均衡問題的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研究所教授ScottRozelle曾對財新記者如是強調。
但新政策的形成總難免經歷漫長的等待，結局更難卜知。截至發(fā)稿前，仍有一批孩子沒有決定去向。他們等待的是9月15日，《北京市2014年義務教育階段入學工作時間表》中規(guī)定的學籍最終生成的時日。
中小學校已經陸續(xù)開始正常教學，但擱下工作、專心奔波的家長們并未徹底散去。
王蓓至今還在爭取。9月3日上午，她前往區(qū)教委時，還有幾十名家長聚集于此，其中一人在門前擺出板凳，孩子坐著看書、寫作業(yè)。
為了保住孩子就學的權利，不乏有家長“抱團”，訴諸法律。7月15日，10名來自崔各莊鄉(xiāng)、平房鄉(xiāng)的家長將一沓行政訴訟狀交至朝陽區(qū)法院，要求各鄉(xiāng)政府及教委向孩子發(fā)放就讀證明。
在北京今年的中招程序中，隨遷子女無法報考普通高中，只能報考中職類學校，此規(guī)定一出，民間疾呼的“異地高考(課程)”在北京遂成泡影，八名初三學生家長便將北京市教委告上法庭。不過，中職類學�！�3個3”的門檻也不低，要求父母合法穩(wěn)定職業(yè)已滿三年，在京連續(xù)繳納社會保險已滿三年，隨遷子女具有本市學籍且已在京連續(xù)就讀初中三年，諸多學生因無法滿足條件而輟學返鄉(xiāng)。
8月中旬，決心留在北京繼續(xù)爭取的王蓓把孩子送回老家，擔心對孩子照顧不周之余，也算是做二手準備。然而，這個算盤打得并不如意。回到河北承德后，當?shù)氐男ｉL告訴她，7月初就該來登記父母雙方的身份證號，現(xiàn)在報名已經截止，想上學必須再讀一年學前班。
她陷入無從選擇的焦慮。倘若回老家，2007年9月出生的女兒入讀一年級時，剛好趕上過8歲生日，總顯得有些遲。北京的明年也不值得等待，孩子會由于不再是“適齡兒童”而難以入學�！拔液驼煞騺肀本�12年，孩子在這里出生、長大�，F(xiàn)在就兩條路，一條失學，一條留守。”
公立學校的門被堵上，不設置嚴苛審批的私立學校熱度漸升，受到了一些具備足夠經濟實力的家庭的青睞。朝陽區(qū)家長阿坤在東城區(qū)工作并交納社保，因此只得轉投學費5000元每學期、離家12公里的私立學校。另一名家長楊先生告訴財新記者，金錢上能承受，心里卻不舒服，原本肯定希望能享受北京優(yōu)質的教育資源。
王蓓告訴財新記者，除了少數(shù)教育部認可的，其他私立學校都無法提供正規(guī)學籍，若要就讀，需先將學籍掛靠在老家的小學。她找不到可托的關系，也擔心兩三年之后不再得到老家學校的許可，孩子屆時成為“黑戶”。
“大部分孩子回老家當留守兒童了，留京根本沒有希望�！敝饕嫦虼蚬ぷ拥苷猩某枀^(qū)同心實驗學校沈金華校長這樣對財新記者表示。通州的家長代表李女士稱，材料沒有通過審核的家庭，一半以上選擇回老家，剩下的選擇了找臨近通州的燕郊等地的學校。
對已經回到老家的沈虹而言，除了照顧兩個孩子，她還沒想好接下來能在農村做些什么。她不忍自己的孩子被制造成留守兒童，也不忍給家鄉(xiāng)年事已高的父母再添麻煩。不過，與丈夫的別離，卻使她成了一名“留守婦女”。
在此之前，為了保證能進入優(yōu)質的小學，沈虹送了4000元的禮，將孩子送進了公立小學的學前班。實際上，她的大女兒剛剛在這里讀完四年級。按照先前的設想，今年9月起，姐弟倆就可以相互照應、一同回家了。只是熟悉的道路變了。老家的地不好走，三里土路，下大雨就得停課。令沈虹更為歉疚的是，本該上五年級的女兒原本在繪畫道路上走得順風順水，但老家的學校只上語文、數(shù)學，不怎么重視音樂美術。
沈虹最后一次來到北京的學校是在7月中旬女兒的結業(yè)儀式上。走廊上，她遇見老師，詢問起女兒的考試成績�！巴玫�，有前十名�！彼敿纯蘖顺鰜�。
家庭離散，孩子回到陌生的家鄉(xiāng)，無疑已成為中國城市發(fā)展中的一道隱秘傷口。
下篇：北京“教育控人”真相
- 上一篇：意外傷害為啥成兒童頭號殺手？ 2015/12/21
- 下一篇：2015年春季幼兒園開園溫馨提示 長假返園不亂套 2015/12/19